他为什么总是接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电话？

王师傅

原标题：他为什么总是接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电话？
“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并亲身实践，总有一种‘穷年忧黎元’的情结，即使在离休以后，依然怀有韩愈那种‘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劲头。”
说出这段话的人，是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锦华。他因病于7月2日逝世，享年87岁。言如其人，陈锦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亲身参与、一直关注着国家的改革进程，即便是在年事已高的晚年。就在6月12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还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慰问了陈锦华，半个多月后，这位老人告别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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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注意到，从分管宝钢到执掌中石化，从体改委到国家计委，陈锦华本人的经历，一如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有太多的故事可说。
宝钢生与死
1976年10月，陈锦华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来到上海这座城市。当时，他在工作组中的分工是文化教育。1977年1月，陈锦华留下来，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当年，经济的重要性凸显，而钢的重要不言而喻。上海生产钢材但缺铁，那时从全国各地调生铁越来越难。于是，上海就想建钢铁厂，并由陈锦华来分管该项目。这便是宝钢的由来。
宝钢的领导体制最初由上海市为主，后来变成以冶金工业部为主。陈锦华在宝钢担任工程总指挥部党委书记。他在宝钢六年，前两年属于分管，当时他在上海市兼计委主任，很忙，但只要宝钢有事，他一定去，周六或周日也一定到宝钢去。两年之后，陈锦华便直接在宝钢担任职务。
晚年回忆中，陈锦华提到了当时的一些困难，其中就包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对宝钢的质询。当时的意见一共有60多条，包括投资太多，而且是无底洞；还提到了宝钢一期工程出现的桩基位移问题，担心宝钢会滑到长江里。发言中甚至有人说：“宝钢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
日本新日铁通过《人民日报》看到了相关情况，派人找到陈锦华，陈锦华“跟他们一样心里没有数”。但他告诉对方，大家都发表意见质询，是因为对宝钢关心。“宝钢是《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第一个大项目，中国政府从来都是讲信用的”。
1980年12月23日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专门谈宝钢的事情。会上，冶金部、国家计委的人没有一个人讲话，等着挨批。讨论时，陈锦华讲了宝钢现场的情况，主要是谈现有进度，并表示，“完全停下来，这个难度太大了。”“不用完全停下来，可以把进度缓冲一下，缓中求活。”没人吭气。最后，那次会议决定，要再论证一次。
回到上海之后，陈锦华把几位副指挥找到办公室来，说道，“这件事我还想再争一争，下马确实损失太大。”并让他们再帮着收集些资料。后来，陈锦华写信给相关领导人。并针对一些质疑点，开会调查，比如桩基位移，宝钢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的问题。后来宝钢经过论证，开始续建。而它的发展，也大大超过了陈锦华当年的预期。宝钢建成后，开放了所有的资料，对兄弟钢厂毫无保留。陈锦华曾表示，首钢的高炉就是参考宝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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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陈锦华获得了日本政府给外国人士最高级的授勋——旭日大绶章。在日本使馆原信中写道，“基于先生在推进作为日中官方及民间经济合作先驱、象征两国合作的宝钢项目方面所做出的功绩，以及为日中经济合作及日中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中国获得旭日大绶章的有三人，一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一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还有一位就是陈锦华。
执掌中石化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要先说这样一件事，1981年，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调查研究上海高桥地区几个厂的联合问题，并指定由陈锦华来负责。当时他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花了几个月来做，到当年11月，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正式成立，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联合的大型经济实体，由炼油厂、化工厂、化学纤维厂等企业联合组成。
1983年2月，中组部通知陈锦华到北京报到。很快，胡耀邦找他谈话。陈锦华记得胡耀邦讲：“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要收企业，要把地方的企业收上来，这些企业又是各地最好的企业，是盈利大户。我们报告了小平同志，说不征求地方意见了，中央直接发文件。小平同志表示赞成，说就这样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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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华参加揭牌仪式
当年7月4日，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国石化总公司筹备小组正式召开第一次直属企业经理（厂长）会议。万里讲，中国的经济振兴要靠石油化工的振兴。会后，万里对陈锦华说，到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要赶上苏联，能不能做得到？陈锦华回答，“苏联的乙烯产量是多少，我还不知道，我先查一查，看看我们的差距有多大。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会努力去追赶。”结果发现，中国当年的产量只有苏联的1/4。陈锦华感到“差距很大，没有把握”。后来万里没有再问，陈锦华也没有主动再提。但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到了2000年，俄罗斯的乙烯产量只有中国产量的40%。
据陈锦华回忆，中国石化总公司机关开始筹建时，没有地方办公，就向燕山石化公司借了它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的一个办事处，临时办公。当时机关已有100多人，这个地方容纳不下，又租借了工人体育场看台下面的一些房子办公。
“工作人员外出办事没有汽车，我向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借了一辆老的上海牌轿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称为中国最大公司的中国石化总公司开张了。这种寒酸是今天的许多人无法想象的。”
转轨时节
1990年，陈锦华调到国家体改委。由于此前两任体改委主任是国务院总理兼任，所以陈锦华来到体改委算是一种“破格”。
当年5月下旬，国务院开会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人数不到20人，其中就有陈锦华。散会后，李鹏、姚依林与他谈话，提到想调其到体改委当主任。陈锦华有些顾虑，“你们看这几天汇报，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讲：“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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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岚清、陈锦华在十四大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上
经过考虑，陈锦华决定试一试。他对找他谈话的分管组织部门的政治局常委宋平说：““改革工作很难，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是既然中央考虑我，我也只好来试一试。如果不行，你们让我回去。”
到任之前，陈锦华看了几大包资料，“面对这么多材料，我真不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陈锦华有点无从下手之感。后来，他感到当务之急是先稳定队伍，让体改委尽快恢复正常活动。他还解决了体改委一直没解决的干部住房问题，使他们能够放下生活顾虑。
面对当时意识形态的争论，陈锦华觉得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要怎么摆。他请人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当年9月，《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送到陈锦华手中。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陈锦华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就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
大约在10月下旬，江泽民特地给陈锦华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再带上，再好好看看。”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要求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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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李鹏、姚依林同陈锦华在一起
199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一天晚上11点，江泽民给陈锦华打电话，“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于是，在人代会结束之后，陈锦华找了5省的体改委主任，开了严格保密的座谈会，到会的不足十人，不带助手，不做记录，不外传。座谈会后，陈锦华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信里说，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后来，陈锦华参加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组。根据十四大的决定，体改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搞股份制试点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方面，体改委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国事堪说
从1990年8月至1993年3月这段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职的日子里，被陈锦华后来称作“一生经历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他的体重一度消瘦了十多公斤。
之后，陈锦华来到国家计委任职。在那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之时，作为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感到“被推到风口浪尖”。在1994年物价涨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一连几个晚上梦到群众抢购粮食。1998年，退下来之后，陈锦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还出任任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等职。
到了晚年，尽管年事已高，但陈锦华依然很活跃。对于经历过的历史，陈锦华选择尽可能讲述出来。他不仅多次在报刊撰文、接受采访，还曾在2005年、2012年先后出版了《国事忆述》《国事续述》两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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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忆述》英文版发行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发现，在写这类书的过程中，陈锦华亲自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甚至还多次请相关的历史当事人提供意见。通过这些，与自己的回忆互相参照，查漏补缺。在《国事续述》的出版座谈会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曾说，“陈锦华同志的两部著作，反映的是他在非常关键的时代、非常关键的岗位上做的许多关键的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除了这两部书外，陈锦华还出版了《陈锦华文集》《中日国事大事辑览》《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功利与功利观》《开放与国家盛衰》《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等书。
毫无疑问，陈锦华晚年讲了很多，但他也说，“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事、有些话仍然是不能讲的，有的甚至要湮没在遗忘河里”。但我们看到，这位见证历史的老人，还是讲出了许多亲历的故事。
他在《国事续述》的序言中写道，“有个很著名的故事讲，人在死后的旅程中，必须跨越一条河流，在口渴时便喝一口河中的水，于是生前之事便会统统忘记，不再剩有留恋和遗憾。这条河便被叫作遗忘之河……我仍想把有些事、有些重要心迹，不留在遗忘河，而是讲出来留给后人。”
资料|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企业报》《中国石化报》《国事忆述》《南方周末》《百年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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