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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滴滴司机踯躅网约车风暴中:白买了个大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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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6 10: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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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滴滴司机,踯躅在网约车风暴中
  外地滴滴司机群体变迁的背后,其实也是作为共享经济代表的网约车进入中国的变异历程
  中国新闻周刊 文/李甜
  魏成把白色福睿斯停在门外土路上,车身已经积了些灰尘。他每天早上出门,眼神常不自觉地瞥向它,总是心里一沉:白白地买了个“大玩具”回来。
  除了这件事,魏成40年的人生中还没有给一个事物下过这么大的本钱。
  上一次花一大笔钱是在三年前,他和兄妹们凑了30万元,拆掉老家的房子,把破旧院落改成小楼,还重新添置家具,新房让他在老家挺有面子。
  而这次“投资”却让他懊恼不已。
  这辆白色轿车,是他在网约车合法后,为加入滴滴司机的行列专门买的。他为此借了四万元。他特意选了白色款,在他眼里,白色更洋气,接起乘客来更有排场。
  从村里老乡相继当上了滴滴司机到网约车新政公布,这一年多来,他一直在观望、犹豫、盘算,总是刚冒出买车做快车司机的想法,又很快自我推翻了。
  2016年7月28日,网约车新政方案终于揭开面纱,明确网约车合法。且“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备3年以上驾驶经历”,无违章记录的司机均可加入。不过,落地细则由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魏成终于决定买辆车,挂了个晋牌,当上了北京的快车司机。但他的滴滴全职司机当得格外倒霉。先是滴滴、Uber合并,补贴下降;很快,10月8日开始,京、沪、深、广及其他城市陆续公布当地网约车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网约车陷入最严管控。从9月10日左右接下第一单到12月,三个多月魏成共拉了706单,平均下来,每天才7单。
  来北京十年了,现在,魏成又干回了老本行——替人搬家。傍晚回到家,要是还有力气,就打开滴滴,接点单,凌晨回村。否则,就在家里喝点酒。他一边感叹自己运气背,一边庆幸四个月前,没把那辆二手搬家车给处理掉。
  时机稍纵即逝
  魏成想买车做快车司机有一年多,结果买在了这个行业最低潮期。那段时间,挂着非京牌的外地滴滴司机数量暴增,魏成发现身边很多老乡都加入到这个行业,一个月至少挣1万元左右,多的能赚到3万元。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他身边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依靠父辈攒下的积蓄率先买了车,他们回到老家上车牌,注册成为了北京的滴滴司机。一般两人轮班,因为是外地车牌,只能在非高峰期和晚上进五环,他们便每晚六七点接单出车,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回来,十二个小时,能挣1000多元,一月下来,多的可挣到3万多。这个消息,很快在魏成所在的海淀区西北旺镇后厂村传了个遍。
  后厂村里,80%的人和魏成一样来自重庆彭水县。从上世纪90年代起,重庆彭水县的人相继离开故土,随老乡来到北京当搬家工。他们聚集在西北旺镇附近,最后集中在了后厂村。老乡们从搬家工起步,发展到自己买货车单干。据村民们粗略统计,租住在“搬家村”里从事搬家工作的重庆彭水县人至少超过1000人,搬家用的货车和面包车一度超过500辆,目前村里仍至少有400辆搬家车,有的一人就有五六辆搬家车,但基本上有一半在家待着 。从2016年开始,“搬家工”越来越少了,他们都转行成了“滴滴司机”,搬家村逐渐转变成了“滴滴村”。
  魏成的邻居老庹还记得那时的景况。他是在2015年11月2日接手儿子的摊子做起了快车司机,那时村里只有十来个人干这个。
  老庹留着长发,语速很快。他还记得,每天到了晚上8点多,软件园内滴滴大厦下面都泊着几十辆车,等到了9点整滴滴公司的下班时间,老庹点击“出车”,单子就来了。那时滴滴网约车比现在少,公司会给司机奖励,接一单,平台给28、35或40元不等的奖励,加上高峰期溢价1点多倍至3点多倍,司机额外得到的奖励甚至超过打车价。
  说起当时的开车路线和奖励时,老庹劲头上来了,说不上是骄傲还是失落。老庹一般晚上8点多出门接单,凌晨4点左右他回到村里,四五百元入账,其中平台奖励就有100多,正好抵消了油费,一晚净挣300-400元。最多一天,他挣了1000多,那天下大雨,出车的少溢价倍数高。第1个月下来,老庹净收入一万块钱左右。
  那段时间,正是滴滴和Uber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
  滴滴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但直到2014年与快的掀起的补贴大战,滴滴才走进了大众视野。
  2014年1月10日起,滴滴打车软件在32个城市开通微信支付,乘客车费立减10元、司机立奖10元;十天后,“快的打车”和支付宝宣布,乘客车费返现10元,司机奖励10元。
  仅一天后,快的和支付宝再次提升额度,司机奖励增至15元。价格攀比开始。
  补贴大战帮助滴滴打车迅速扩大了市场。自补贴开始至3月底,它的用户数从2200万增至1亿。日均订单数从35万增至521.83万,补贴达14亿元。
  在司机端,为吸引大多数司机参与,滴滴从2012年6月开始,围绕出租车运营商及机场、火车站的的哥进行有偿推广,同时扩展一线及其他城市,截至2013年3月,北上广深的出租车客户端安装数超过3.5万,其中北京达1.2万辆。
  很快,两家公司在2015年2月14日合并,从此结束了长达一年的补贴大战。2015年5月,滴滴与快的合并3个月后,CEO程维首次以发布会的形式面对公众媒体,他透露,截止到5月份,滴滴快的共有135万的活跃司机,其中有40万的专车司机。在全国出租车的数量是100万辆,将近200万个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已有大量司机开着挂着渝、晋、豫等外地车牌的车驶进北京,做起快车的司机行当。
  这个时候,Uber又以降价的方式和滴滴“宣战”了。
  美国打车应用软件Uber自2009年成立以来,以一个颠覆者的角色在交通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Uber打破了传统由出租车或租赁公司控制的租车领域,通过移动应用,将出租车辆的供给端迅速放大,并提升服务标准,在出租车内为乘客提供矿泉水、充电器等服务,将全球的出租车和租车行业拖入了一轮新的竞争格局。它也是国内一系列打车软件的效仿对象。
  2014年8月, Uber正式进入北京市场。2015年3月,Uber宣布人民优步降价30%。滴滴快的则向乘客派发五折优惠券,同时开始大规模融资,并招揽更多的司机加入。截至2015年12月13日,滴滴出行首席发展官李建华表示目前滴滴平台上有135万出租车司机、400万专车司机,滴滴旗下的司机人数已达到1235万名。这意味着,以外地司机占绝大多数的滴滴快的司机数量已近700万。
  正是在这个期间,包括后厂村村民在内的大量非京籍司机,开着挂外地车牌的车,挤进了门槛较低的滴滴平台。老虞的儿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注册加入了快的司机的行列。
  2016年年初,后厂村出现了买车小高潮。从中关村(8.950, -0.06, -0.67%)软件园,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后厂村方向,一路碎石子路,货车驶过,土滚尘扬。道路一侧,停着一辆辆新的白色私家车,夹在众多搬家车中,与村内破败的环境极不匹配。在那段日子里,后厂村村口饭馆的老板娘发现,下午来吃饭的老乡,话题里都多了“滴滴”两个字。到了晚上,村里麻将馆摔麻将的声音都小了很多。
  有村民统计,“算上西二旗、软件园和后厂村这一片,能有四五百名(非京籍)快车司机”。
  买在了“最高点”
  随着打车软件之间竞争升级,大量的外地牌车在北京上路,北京市交管部门终于针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出台了管理办法。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由于各种网络“专车”“快车”等上线,并通过对司机和乘客双向补贴,虽然满足了部分市民的个性化出行需求,但给城市交通也带来了冲击,导致道路交通拥堵情况有所加剧。而且在北京从事“专车”“快车”运营的平台、车辆、驾驶员不具备相应经营资质,缺乏有效的服务监管,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在2016年1月25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络约车加剧了2015年北京市区的道路拥堵。北京市动态交通指数2010年还是6.1,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5.5,均有所下降,到了2015年道路拥堵突然加剧。他们经过分析认为,一是油价大幅度走低刺激,二是网络约车加剧道路拥堵,注册的十几万辆网约车,每天活跃的有6万量,一天六七十万单在路上跑。
  2016年2月3日晚上,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对“非法运营车辆”进行大规模夜查。短短半个多小时,仅在北京西站一地就有4辆“无资质运营车辆”被查扣,为3辆滴滴专车和一辆优步专车。
  后厂村年轻人郑全,正是在2016年2月份以全款14万元买的车做了滴滴司机,只跑了一个月左右,因为担心被抓到罚款不划算,他没再跑了。
  收紧的政策吓退了魏成这样一批动心了又在犹豫的外地村民。
  直到2016年7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印发《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肯定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
  魏成从老乡处听到消息后,内心再难以平静。他觉得网约车将不再是黑车了,跑在路上不用再担心被扣款,被扣车。“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增加点收入,这又是一个挣钱的路。”他不想再错过赚钱的机会,和妻子合计了不到两天,便决定买车。
  夫妻两人一家家4S店比对,看了三天,挑中11万元的福特福睿斯。魏成只有7万元的积蓄,他跟兄妹借了4万元,在2016年8月5号那天,魏成把车开回了家。妻子韦洁是山西人,比起回重庆,到山西路费更便宜些。于是魏成赶回山西,在8号这天上了晋牌。
  “一个月挣一万来块钱,跑一年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魏成和妻子是这样盘算的。后厂村还有不少错过了第一波赚钱热潮和魏成一样想法的人,这次新政在后厂村中掀起了第二次买车潮,郑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最多一天,老乡们一起去一家4S店提了8辆车回来——因为一起提车还能便宜点儿,还有十几个人去租赁公司租了车跑滴滴。“说白了我们这些人没多大文化,说难听点就是见钱眼开。反正利益就在你面前摆着呢。”
  魏成今年40岁,魏成父母在老家务农,同时照看他的两个孩子。儿子,正读初一,女儿,读六年级。魏成初中没读完便进入社会,这个现象在他重庆老家很普遍。30岁时,魏成跟着老乡来到北京,先干了两年装修工,住在地下室宿舍里。后搬到后厂村,干起搬家工,干了两年后,以两万多元的价格从老乡手里买下一辆二手搬家车,挂靠了一个搬家公司,开始单干。
  搬家车起步价300元,旺季时,月收入能达到两万左右;淡季则稳定在八千至一万。凭借干搬家的收入,他慢慢有了积蓄,可以在老家修建房子。
  妻子在2012年来到北京,现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保洁,一月两千多元。两个人一个月花销总共四千左右。一年下来两个人也能攒下五六万元。
  魏成的家在后厂村较偏的位置,房租每月600元。家里所有家具来自搬家时客户淘汰不要的,和附近西三旗的二手市场。
  魏成说起买车做快的司机的初衷,“更有面子嘛,娃儿的生活也能保障住。和她(妻子)都觉得买个车合适。”
  加上年级逐渐大了,搬家的活魏成也开始有些力不从心。曾经魏成一人可以扛起一个单人柜,从搬家车背下来到放到楼上的客户家里,喘不了几口气。可现在,一个单人柜也需要找个工人一起搬。回到家后,腰痛、背痛的职业病也隐隐出现了。“干滴滴,比搬家轻松一点,年龄一大,搬家就干不了了,毕竟那是体力活。”在北京十年了,魏成的重庆口音依然浓重。
  妻子韦洁也同意买车。她所服务的科技公司,每到快下班时,她总能听到一些年轻白领说,“叫车”,这让她感觉这是个稳定的市场需求。
  在等车牌的日子里,魏成向老乡请教了如何下载滴滴出行软件,如何使用。在此之前,手机对于他只有三个用途,打电话、聊微信、斗地主。他没有淘宝,从未网购过。
  下载好软件,他按照要求填写信息,并上传个人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以及车照,又听了系统课程,知晓了滴滴公司对快车司机与车辆的要求。又回答一些系统测试,之后,平台就通过了他的申请。魏成就这样成了一名滴滴快车司机。
  和先进的互联网相关,又不再是体力活,魏成对于“滴滴全职司机”这个新身份充满期待。
  而魏成不知道的是,他买在了网约车的“最高点”。在他等待车牌的日子里,关于网约车新的管理细则,正在制定中。
  新手上路在网约车的“低谷”
  在买完车25天后,魏成收到车牌。
  9月份一个晴朗的早晨,他等到八九点,早高峰已过,打开软件,点击“出车”—— 根据北京交管部门相关规定,在工作日7时至9时、17时至20时,禁止外地车牌载客汽车进入五环路(含)以内道路行驶。
  一直到晚上七点多,魏成回到家。一天下来共有三百多元收入,跑了两百多公里,油费 100多元,也就是说,魏成开了10个小时,赚了不到200元。
  到手的钱,没有他原本想象的那么多。
  他不知道,在他8月1号去看车时,滴滴与Uber合并了。当他上路时,对司机的冲单奖励已经没了;而外地车高峰期不能进入五环,五环外多是短单,高峰期的溢价奖励对外地滴滴司机而言用处不明显。魏成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如果全职干,要是一天跑12个小时,每天大概三百多,除去油钱、饭钱,一个月大概就是挣五千左右。”
  老庹手机里的提现记录,也证明了快车司机的收入在这半年来不断下降。2016年11月到12月的四周里,他分别提现1168、960、1000、1083元。一个月不到5000元。
  在车里同一个姿势,坐了10小时,回到家的魏成,感觉到累极了,“滴滴赚不了钱了。”说这句话时,他的全职滴滴司机才做了不到3个月,他的语气里带着无奈与自嘲。
  在跑了几天之后,魏成再次调整了职业目标,把“全职司机”改成“兼职”。
  “人家不给你奖励,还能怎么着。”他顿了顿,“为什么继续跑呢?就是赚点油钱也行啊?”
  但比起没有补贴,更严重挫伤魏成积极性的是“网约车细则”的发布。
  10月8日下午,北京市交通委在官网上发布了《北京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和《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
  根据细则,今后在北京从事网约车运营的车辆和驾驶员都要具有“北京户籍”,俗称“京人京牌”。同时从事网约车的车辆若是5座三厢小客车,排气量不能小于2.0L或者1.8T,车辆轴距不小于2700毫米,新能源车不小于2650毫米。
  魏成感到失望。他也知道,如果按照政策,后厂村所有老乡中“符合标准的,一个都没有”。
  网约车的门槛被大幅提升,意味着平台上司机数量将大量流失,对于后厂村,也意味着刚买的小车是一笔失败的投资。
  10月9日,北京市交通委解释了设置户籍门槛的原因:一是要符合北京发展定位。二是治理“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而北京“城市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三是治理交通拥堵的要求。四是根据政策要求,北京要适度发展网约车。
  征求意见稿发布后,还没有具体实施,非京籍外地车也照样跑着,“我现在跑也没影响,还没人管。”嘴上这么说,但对于老实人魏成,这着实让他没那么有底气了。
  好几次,乘客疑惑——不是政策说,不让外地车跑了,那叫车怎么还能叫来外地车,驾驶座上的魏成硬着头皮回答,“现在政策还没有实施。”
  “我也担心被抓,就是跟以前没有合法时一样,感觉是在偷着跑。”魏成解释开车时的不安。魏成觉得“自己挺倒霉的”,他已有准备,将来“国家不让干了,就不干了。挣不了那个钱,别勉强”。他接着尴尬地笑道,“那反正车自己用也行啊”。
  他决定,政策落地后,就彻底干回搬家。他想过像村里有些人一样干黑车,但又“不敢干,被抓住,要罚款”。
  是去是留
  在2016年7月,滴滴出行发布的《移动出行支持重点去产能省份下岗再就业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5月底,滴滴为中国17个重点去产能省份提供了388.6万个就业机会(含专快车和代驾)。这意味着,在有近1500万司机的滴滴出行平台上,每四个司机中就至少有一个来自重点去产能省份。同时,滴滴出行董事长兼CEO程维表示,做好职工再就业安置是新经济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随着补贴的下降,后厂村不少年轻人都离开了快车司机的行列,有的甚至回了老家。
  在老庹接手这辆车前,他21岁的儿子跑了一个多月,晚上出车,第二天早晨回来,像份正常工作般按时打卡。但儿子仅做了一个多月,觉得辛苦,重新回到了搬家生意上。
  因为通宵跑车,白天又要补觉,年轻人觉得几乎没有娱乐活动了。一天下来,眼睛和脑子都挺累的。老庹现在晚上七八点出车,凌晨一两点就回来,尽管如此,他常常感觉下车时“走路不稳,上重下轻”。
  “一般像我们这个年纪,干其他的也干不动,不求挣多少,才能干下去。”老虞说。
  在北京的外籍年轻人陆续退出了网约车司机行列,回到了搬家、工地、快递等行业,快车司机的队伍里,多剩下四五十岁的人还在干着。
  在北京这些年,魏成觉得没有比2016年更倒霉的。每到年关,魏成都会想到去和留的问题,到了2016年年底他想得更多一点,“毕竟今年搬家也不这么景气,滴滴也不让跑。想着回去,看有没有啥能干的。”
  他借的四万多块钱,现在还差两万块钱没还上。魏成还在犹豫去留,但韦洁很坚定,她不准备再待在北京了,她想孩子想得厉害,几乎天天都和老家联系。
  进入12月后,魏成仅接了四天单。绝大多数时候,他像没买车时一样,接电话,去搬家,回来吃晚饭,喝点酒,然后昏睡过去。白色轿车就停在家外面。
  中国新闻周刊 (应采访对象要求,魏成、韦洁、郑全均为化名,实习生马秀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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