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全球经济复苏差异化是因为结构性改革

掐死你的温柔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新浪财经讯 由解放日报社、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主办，上海国资杂志社媒体主办的“2016上海国资高峰论坛”于12月22日在上海举行。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出席并演讲。
　　他分析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时指出，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商品贸易量的增长是美国的增速高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速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高于亚洲，这是由于结构性改革努力程度的差异分化造成的。
　　他还表示，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工序分工、产品内分工，带来的业态是全球资本在全球寻找农民工。哪有低成本农民工，哪有低成本土地，哪有低标准环境，全球资本就云集在哪里。但是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机器换人，哪有最密集农民工哪就云集全球的机器人公司。当机器能够换人的时候，农民工对新时期，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就显著下降，如今的情况是，全球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需求。
　　以下为演讲实录：
　　首先，非常感谢。感谢我们本论坛的主办方，给我一个机会把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些初步观点，向上海最优秀的企业家们做一个汇报。
　　一、2017年的世界经济形势。
　　2017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多事之秋就是无论是明年将开始的特朗普新政还是英国脱欧谈判，无论是意大利、法国大选，还是韩国与巴西未来政局走向，都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意味着有可能会发生不可预见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2017年世界经济它可能会显现出一些深层次、结构性变化。这些新层次、结构性变化在2017将出现进一步的深化。
　　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过去8年了，按照IMF数据今年全球GDP增速只有3.1，低于2009年以来年均增长3.7，全球商品贸易量的 增长只有1.7，就是商品贸易量的增长只有GDP增长一半。这是第五个年头了，而过去贸易的增长率总是GDP增速1.5-2倍，而现在是第五个年头只有GDP增速一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商品贸易量的增长是美国的增速高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速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高于亚洲。
　　过去8年世界经济低迷的背后比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因此，在全球八年低迷，全球复苏是世界历史上最慢一次。我们就要解释同样贸易环境和经济环境，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量的增速高于新兴市场，新兴市场高于亚洲？我自己认为这种差异是我们结构性改革努力程度的差异。
　　另外一方面，从全球投资来讲，可以预见明年、后年全球的投资规模都达不到危机前。但是，对全球有效需求能够做出贡献的，绿地投资、新建投资、发达国家增速，对发达国家绿地投资是正增长，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投资是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要被全球低速，全球低迷迷惑。其实，努力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国家、地方、企业，现在的日子明显好于结构调整比较迟钝的国家、地方、企业。我前两天在浙江调研，我看到浙江有很多在过去八年努力调整的企业他们的销售额增长速度都是30%以上，他们的利润率增长率是40%以上。可以看到在努力调整的地方和企业他们现在在努力提高市场占有率，他们在努力推进工业集中度，所以全世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低迷的背后其实结构性调整效果正在出现显著分化。
　　第三方面，对中国我们如何适应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如何把握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大格局，如何化解2017年会显著上升的不确定性冲击的风险。对我们企业做好2017年工作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问题，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的全球化，现在正在遭遇阻力。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退潮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讲事实？2009-2015年全球人均GDP增速只有1.1，我们讲全球化在世界历史上从来都是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时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8-9年，全球经济确实来讲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阶段。而且，明显可以看到过去五年国际贸易也就是开放推动经济增长引擎熄火了。我对经济全球化看法：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间歇期。这个很像历史什么阶段？很像上世纪20-30年代，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但是同时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一个方面是退潮，一个方面伴随着跨境的电商，跨境的人流，跨境的物联网，一种新兴的全球化的新趋势正在快速兴起。因此对新国资、新征程，我们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有可能下一步国际的风险会明显大于机遇，但是在这个变化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全球正在出现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兴起。如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对于我们新国资、新征程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三个问题，世界经济描述为面对三元困境，或者三元矛盾和问题。
　　一元也就是现在谈的最多是新工业革命，新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可是我在PPT上给的数据，我们会发现当前全球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十年前七成，也就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减速，一方面是讲新科技革命，一方面却找不到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学者就讲是不是目前热热闹闹新科技革命新业态，我们的报纸、媒体天天炒作的东西，还仍然停留在需求端、消费端，并没有对我们的生产、供给产生革命性影响。因此大家在讨论是不是工业物联网，是不是新的技术在生产和供给端运用，能够改变全球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
　　另外一方面，这次新工业革命和IT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IT革命。我们讲的是工序分工、产品内分工，带来业态是全球资本在全球寻找农民工。哪有低成本农民工，哪有低成本土地，哪有低标准环境，全球资本就云集在哪里。但是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机器换人，哪有最密集农民工哪就云集全球的机器人公司。当机器能够换人的时候，农民工对新时期，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就显著下降。
　　一个方面是缺少有效需求，还有一个是缺少新形势下增长动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全球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需求。如何能够通过工业物联网，如何通过“互联网+”能够在全球寻找碎片化需求、个性化需求、本地化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三元困境”，意味着我们的产业格局，我们的经济格局，我们的市场格局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因此，对新国资、新征程如何适应变化，如何把过去最得益于模式、竞争力，理念归零，从零点出发，对我们适应这种新国资、新征程、新环境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二、201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明年中国经济会出现什么新变化？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会议明确了十八大以来初步确定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经济政策框架。这个框架一共包含三个方面：一，国家做出了我们的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新常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而且国家对新常态也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新常态第一点就是我们下一步发展将从过去拼规模、拼速度转向未来拼质量、拼效率。前一段时间我到拉美调研，拉美朋友讲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讲中国就是按照IMF预测今年增速是6.6，美国如果按照IMF预测今年增长是1.6，他说你们增长蛋糕足够大，核心问题是我能从中国新增加这么大蛋糕我能够得到多少。
　　我们拼的是你要得到更大的蛋糕，你如何在质量和效益上做出调整。二，过去我们是低端的，下一步要迈向中高端水平。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对中国的企业他相当于是从游击队转变成正规军。我总是会问企业，现在我们是否具备在美国、欧洲、日本与全球跨国公司展开竞争？相当部分企业回答不具备。不具备怎么办？其中一个策略是到“一带一路”去，到最薄弱的地方完成我们游击队向正规军的转型。
　　三，新常态从过去30年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向过程当中我们处于什么阶段？我看到我们中国优秀的企业，他们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看很多企业这种战略性调整发生在2009年，但是可以看到最优秀的企业现在是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转型早，因此他们现在业绩，他们现在市场占有率正在持续上升。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觉，这些最优秀转型企业他们将在2020年率先进入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因此，未来五年我们最优秀企业仍然是完成我们从旧常态到新常态转型，从过去简单模仿、抄袭、山寨转向自主创新、创新驱动。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可以看到，第二个适应新常态政策体系，就是强调五大新的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强调稳中求进的主基调。稳：短期我们要把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稳是大局，稳是为了推动中期的结构性改革，为了推动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怎么处理好短期稳，中期结构调整，长期体制转换，这是2017年工作一个重点。
　　我们从经济来看，可以看到2012年我们的GDP增速破8，2015年我们的GDP破7，我们过去吓唬自己，我们讲GDP破8将产生严重的失业，将产生严重社会不稳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破7还是破8，我们的就业仍然是相对稳定，我们的社会仍然是相对稳定。因此，如何解释我们过去几年GDP往下走，而我们的社会和就业仍然能够保持基本稳定，我自己的解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就业在减少，但服务业就业在增加，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在减少，但是中西部地区就业在增加。传统产业就业在减少，但是新业态就业在增加。因此我们可以在经济持续减速条件下保持就业和社会稳定，这是因为我们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第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深化供给侧改革，而且明确讲供给侧改革目的是要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要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要深化改革。我们讲去年是供给侧改革初始年，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它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深化年。另外一方面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因为大家知道十八大以来一直有一句话“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可以看到过去几年实体经济不稳定，因此这次中央工作经济会议要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放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基础上。这是第二个问题。
　　三、创新驱动是经济转型新阶段、新常态、新方位是最重要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讲，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的创新驱动，可以看到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出现了显著变化，也就是讲2010年十一五，十一五末没有完成研发强度目标，当时国家确定目标是2%，我们只完成了1.7%，为什么没有完成？因为这个指标80%贡献是企业，企业不做研发创新投入，政府着急没有用，当时研究十二五，发改委领导讲这个指标能不能不要定那么高我们完不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开始，这个指标上升1.98%，去年这个指标上升到2.1%，也就是在1.4万亿研发投资中间，企业投入占到1.1万亿，2012年开始我们的经济研发强度，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对研发创新投入进入到一个持续增长阶段。
　　十三五末研发强度将达到2.5%，十四五末研发强度将达到2.7%，十年后研发强度将接近目前美国研发强度，上海研发强度达到3.7%，杭州研发强度达到3.1%，深圳研发强度达到4.1%。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阶段中国确确实实进入到一个向创新驱动转换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伴随我们的研发创新强度上升，也就是服务业增加值上升，消费对增长贡献率上升，就是我们从来都讲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生产者。
　　我们企业能够从过去30年汗水驱动转向新30年创新驱动，最本质变化是老百姓变了，他们有钱了，他们肯花钱了，他们要去买好的商品服务创意。因此，新的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驱动下，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适应新常态，转向创新，我们就有未来。否则我们就会被淘汰，因此我想新国资、新征程对于我们企业一个最重要的挑战，也就是说如何满足富起来中国老百姓对质量，对新产品，对新创意，对新文化的需求。
　　怎么做好“双引擎”？一个引擎是双创，如何把年轻人调动起来，把小企业调动起来，而且把广大老百姓创业创新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我们强调双创强调太多，另外一个引擎双供，为企业转向创新驱动如何提供更好的直接教育和技术培训，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技术创新平台，如何能够提供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这是政府的责任。怎么能够把这两个引擎作用发挥好，对上海国资新国资、新征程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三中全会讲的一个是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另外一个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点就是一个硬币两面怎么能够协调好对我们上海来讲，它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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