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国策和民生：计划生育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瓶中仙

       一：1953年建国后首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938，035人，估计每年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这些数据引起了当时的经济学家和人口论学者马寅初的注意，他怀疑普查结果。1957年，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介绍其近几年来的研究结果。他认为人口实际增长率已达到30‰，若不控制，50后将达到26亿：“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同年6月，马寅初将其研究成果《新人口论》作为提案提交给了全国人大，并于7月5日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
       当时有学者同时也提出了关于执行计划生育的意见，强调指出，现代人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必须有计划。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四条“男20岁，女18岁，始及结婚”的规定，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宣传迟婚。还主张大力向农村推行节育工作，不要对持久性避孕手术进行强制，等等。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然而，这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中，马寅初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实际上毛泽东对于人口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内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大跃进”开始，粮食卫星飞上天，毛泽东的思想才确定下来，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毛泽东此时正陶醉于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喜悦之中，以为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英明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二：作为计生干部，她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作为母亲，她刚刚失去独生儿子。多年前，她毅然放弃腹中的二胎。如今，她对未来忐忑不安。在李建荣从不轻易打开的柜子里，有两样东西占据了最大的空间：一摞鲜红的奖状和一沓儿子的衣物。退休前，她是石家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计生委主任。在这个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级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一家人以她为荣。然而，就在今年初，这位64岁的母亲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对“老无所依”的深深恐惧之中。我曾有过另一个孩子的。”老人一手托起眼镜，一手在眼睛上胡乱抹了几下。
　　时光倒流至1979年4月，怀孕两个多月的她到医院接受了人工流产手术。“要是生下来，现在不就顶用了？！”李建荣感慨道，“只是那时我别无选择。”在老同事看来，李建荣的“先进”名至实归。她干活“不要命”，还特别擅长做思想工作，“代表上级的声音”，把政策解释得一清二楚。“我那时可是信誓旦旦的！”这位前“计生主任”回忆往事，开始不断地提高声音。曾经有很多育龄妇女问她，“家庭结构变成‘4-2-1’怎么办？”“独生子没了怎么办？”她会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上面一定会解决。”直到今天，她还是念叨着这套说辞。然而，语气间少了坚定，多了哀求。而回复她的声音，也变成了“你都这样了还唱高调？””我没法后悔。”这个年过花甲的女人紧紧攥住一块手绢，有些发狠地说，“当时坐这个位子，工作比孩子重要！”
　　李建荣清晰记得30多年前的情境。大儿子5岁了，她才怀上第二胎。按照“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政策，她顺利拿到了指标。然而，肚子还没见隆起，新号召却来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
　　“领导亲自来做工作”，本来自觉“合理合法”的李建荣开始动摇了。她的婆婆急得突发心脏病住院，丈夫一到晚上就躲在大门外偷偷落泪。
　　在经过近一个月的纠结后，这位“先进工作者”还是决定放弃腹中胎儿。为此，她还得强忍着痛苦，说服家里的老人“要理解和感恩国家”。

       三：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因病去世，而我不久之后也被送到了亲戚家里抚养，所以我可以很快地适应新的生活。我的母亲是一名乡下小学的人民老师，在老师因为国家财政压力下被踢出了公务员体制的情况下，仍然半被逼半自然地接受了独生子女政策。六岁的时候，被寄养在亲戚家里的我得了慢性阑尾炎，因为无能的庸医误事，我被拖了长达一周，才在母亲到来后将我送到了医院，由于被拖得太严重，我曾经一度在手术台上休克。虽然后来我幸存了下来，可也得到了伴随终身的肠胃炎。在成年后，母亲和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她说当时的精神都快崩溃了，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父亲又早就去世了，万一不幸地我走了.......想想都觉得混身发冷。
      刚上中学那会儿，我从乡下搬到了城市，城里的一切也不算有多新鲜，很快我就习惯了城里的生活。在我住的街道办那里，有着一个街道计生委办公室，那是街道边上的几间楼房，其中几间被打造成了一间间临时性的监狱，用结实无比的铁门把人关在里面。可是我看不到被关在里面的人穿囚衣，所以不是罪犯。这个监狱里关的人，三餐还得家里人送来，年幼的我当时就想不明白了，有这样的监狱。后来慢慢知道这些人是因为计划生育被计生委的人抓了进来，要罚钱要上环要结扎。这个地方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哭声和争吵、诅骂的声音，有几次我听到几个女人充满仇恨的声音在诅咒别人。我当时根本就无法理解什么是计划生育，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警察的人，也有权力把人关起来?他们打起人来，比电视里看到的坏人还可怕得多。而这个地方，几乎就是一个诅骂和哭泣的制造机。因为家离这地方就十几米，所以我很小就养成了对政府人员的排斥心理。

       四：文化大革命后，人口暴增了三亿，从六亿出头大步跳到九亿，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几乎平均是每两个人就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数据，就是傻子也看得了来人口失控了。企图亡羊补牢的人们，只好开始执行最极端、最恶劣、最严格、最无情的人口控制政策。在当年被大放卫星的大跃进迷惑住，毛泽东对人口政策采用了放任甚至鼓励多生的态度，暴增过度的人口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了一些外在因素，促成了改革开放的出现。因为当时的邓小平知道，再不开放带起人来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一个人口超级大国，我国的国土地形非常复杂，适合种植的田地不多，能适应现代化机械种植业的田地就更少了。所以控制人口的政策是必须要有的，但我们执行得太迟了，甚至错误地对人口采取了火上添油的鼓励多生政策，最终让我们彻底、完全地失去了采取温和的人口控制政策的可能。在人口暴增至十四亿的今天，当年一个人的一个喜好，所带来的恶果终于出现：人口结构恶化、人口老龄化。由于不合理的人口结构，适工年龄的人口一年比一年少，当年鼓吹过的“人口红利”已经吃到了边缘。而同时大量的退休养老者，将由越来越少的工龄人士进行抚养。当前，这个社会问题越来越严峻。
      然而，作为政策的执行方，计生委身上仿佛从来就与光明无缘，暴力执法、诱骗执法、强制执法等手段层出不穷，甚至有时候，计生季超越了城管成为人们心目中恶感最强的政府部门。对富裕者收取的社会抚养费去向不明，一般的罚金同样下落不清。

       结语：一个错误的国家政策，为老百姓带来的，就是延绵数十年的痛苦。敬请我们的政府，在执行和制定政策的时候，眼光放长一点，不要只盯着坐着这个位子的时间，你们可能难以想像，一纸文件对民众可能造成的伤害有多大。